同性恋的恋情

　　对于总数超过千万的中国同性恋者来说，身份认同和亮相是他们争取理解与包容的第一步：说还是不说？这是个难题。在这个难题的后面，是亲情、友情、爱情交织的困惑和爱慰。

　　爱没有差异，有的只是对象的不同。请记住他们不是另类，只是很特别……

　　-本报记者 张莉贝 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记者 卫 毅

　　【故事主角】郑远涛，男，1980年9月出生于广州，现为北京某出版集团编辑。2004年12月1日，他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，成为广州第一位在电视上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人。2005年11月，他的母亲吴幼坚出现在南方电视台的节目中，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。

　　我是一名“同志”。

　　这个身份可能会让很多人感觉诧异。其实，没有什么，我还是一个普通人，惟一异于常人的只是性取向。说俗点，就像兴趣爱好一样，只是，我这个男人喜欢男人。

　　我只喜欢男人

　　从小，我就很喜欢电影。我在广州出生、长大，这里离香港很近，经常能看到香港的电影杂志，杂志上会说到香港的同志电影节，还有同性恋题材的中外电影《喜宴》、《春光乍泄》等，这是我了解同性恋的渠道，我知道了很多关于同性恋的信息。还有我喜欢的歌手，黄耀明，一个同性恋歌手。

　　所以，当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之前，我已经很了解同性恋是怎么回事了。我也没有很多同性恋有过的感觉——全世界，只有我和别人不一样。

　　其实，现在回忆起来，很多事情已经模模糊糊了。但还记得，小时候没变声之前，我说话有些像女孩子。很多男孩子喜欢玩枪玩炮，我却对毛绒玩具和洋娃娃情有独钟。

　　小学里，所有的感觉都还是朦朦胧胧的，包括性取向。进入初中，一些细节让我越来越明白。比如上体育课时，男生湿透的衣服，突出来的胸部轮廓，会吸引我。有时候，我也会开玩笑地拿一支笔撩开他们的衣服。再比如，晚上做梦，我的梦里出现的是男生。

　　到了高中。高一时，我的同桌是个身材高大的男生，性格爽朗，勇于承担，和我很不一样。我陷入了对同桌的迷恋。但我没有想要追求那位男生，因为我知道他是个异性恋。我决定只给他写一封信，表达爱慕之意。结果，高大威猛的他告诉我，他比较害怕，把信撕掉了。后来分班，一个理科，一个文科。他避开我。这样的结果，我难过，也有种孤独感。

　　高中时，还有位女生跟我很要好。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很好，几乎轮着坐第一名的位置，课余时间也经常混在一起。我的父母，注意到我俩关系密切，认为我在谈恋爱，只是还不好意思承认。

　　而事实上，那个女同学有男朋友，我和她属于“铁哥们”。我甚至在向父母坦白之前，已经告诉她自己是同性恋。

　　我有很多要好的女同学，都是这样的。

　　出柜

　　出柜，是指同性恋者公开其身份。

　　我已经记不清向母亲“出柜”的确切日期。大概是1999年4月的一个晚上，我还是个高三学生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我和母亲聊天。她说了自己的一些情感经历。其实，我并没有准备好跟她摊牌。只是聊得比较投入，就借着机会顺口说了。母亲和我的关系像朋友多于像母子，她不会因为我说了这些而将我逐出家门。

　　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对话。

　　我说：“妈妈，你这么信任我，我也把我的事情告诉你吧。你知道我是喜欢男孩的吗？”

　　母亲没有惊讶，说：“你是不是因为现在还没遇到优秀的女孩子值得你去爱呢？你还没上大学，大学里可能有呢？或者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呢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妈妈，你有很多女朋友，你会不会因为她们优秀就爱上她们呢？”

　　母亲明白了，又问了一句：“喜欢男人的男人不是很多吧？又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，好不好找呢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异性恋就很容易找吗，有的人找了一辈子也都没找到。况且我年纪还小，不着急。”

　　向母亲“出柜”的那晚，我翻来覆去睡不好。母亲却告诉我，她呼呼大睡。

　　我很感激母亲。母亲从事媒体工作多年，大小也是个名人，得知儿子是同性恋后，她还是一直给予理解和支持。2004年底，我第一次在媒体上“出柜”。一年后，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媒体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。她比我更需要勇气。

　　很多“同志”都羡慕我，因为大多数“同志”得不到家人的理解，他们不得不在“柜子”里继续生活。

　　大学，我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念英美文学专业。我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，写了一篇英文小说《The Last Night》(《最后一夜》)。小说打动了我的英文老师，他让我在全班面前宣读。读的时候，我很紧张，声音都是抖的。小说读完，有些敏感的同学猜到了。

　　后来，我还是向一些同学、舍友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。工作后，我依然在同事中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。

　　我的男朋友们

　　我的初恋出现在大学后。那时，我通过网络认识了很多“同志”。大二那年，我与从事美术设计的“扬”相爱了。

　　不久，父母都知道我有个男朋友。母亲生日那天，“扬”买花前来祝贺。父母就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，聊家长里短。他们了解了“扬”的一些情况后，觉得我们俩确实给彼此带来很多快乐。

　　但是，我们相恋不久，“扬”又交了一个女朋友。他这才坦白，自己是个双性恋。“扬”来自一个军人家庭。他说，他的父母不会接受同性之爱，他最终会选择跟女性结婚，但可以背着女朋友和我保持关系。

　　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决定跟“扬”分手。

　　初恋的结果对我打击很大。分手的那个暑假，或是出于郁闷，或是出于排遣，我跟多个男性来往，其中不乏一夜情。

　　其实，这样的生活并非我想要的。我觉得，“同志”也需要自尊和自爱。如果不自律，就无法改变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歧视。

　　两年后，我工作了，也认识了新的男朋友“森”。他是广州一所高校的外教，新西兰人，比我大15岁。

　　父母的态度还是支持。他们说尊重我的意见，我喜欢这个人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父亲说：“如果年龄相当，自然好了，不相当我们也不反对。毕竟儿子已经成年了，这是他的自由。”

　　“森”的母亲从新西兰来中国时，与父母见了面。两家人在广州流花湖公园同游，这是同性恋者世界里是难得一见的景象。父亲曾经学过些英语和法语，能与“森”的母亲简单交谈。“森”的母亲在兜里揣了几张便条，是刚学会的中文会话，也不时拿出来说上几句。

　　后来，母亲这样形容当时的感觉：“每当看到远涛和森牵着手散步，又看到他俩在北京、澳门旅行的亲密合影，我就像多了个儿子般开心。”父母们聊得很投缘，甚至透着些“谈婚论嫁”的意思。

　　但是，我和“森”相处了一段时间后，觉得俩人在一起并不是特别合适，还是分手了。

　　我经常跟母亲交流关于感情的事情。我们不会大而概之地谈，而是从很小很日常的地方切入。我会跟母亲说，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志网友，他本人如何如何，哪些地方会成为我和他发展的障碍等等。我甚至告诉母亲，我想找的男朋友将会是这样的：首先要正直善良，其次要聪明、有生活情趣，最好和我一样喜欢文学艺术。

　　我现在的男朋友叫“小周”，是2005年，我离开广州去北京工作后相识、相恋的。

　　我们一起生活。“小周”的父母被蒙在鼓里。每次他们来北京看望儿子，我们就会把房屋重新收拾一遍，特别是要将床整理得像是两个人睡在各自的被窝里。在小周的父母看来，我只是和儿子同租一屋的室友。但如果是我的父母来北京，我们还是像平常一样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。

　　我们的恋情维持了两年多，一直很甜蜜，很幸福。

　　但在我心底，我对爱情还有最理想化的想法——他能勇敢爱我。我们会手牵手走在街上，“Watched by every human love”(英国诗人奥登的诗句：“在世间每个爱人的注视中”。奥登也是同性恋者，后移居美国)。我期盼这些情景早日成为现实。